作為二十世紀的藝術教育先驅,他首先做的是致力藝術知識的傳播和建構,一方面,其“西學中用”進行藝術分類本土化建構,提出十二種藝術種類觀,“繪畫”、“書法”、“金石”依次位列前三位,且站在世界藝術語境中視之,特別指出視覺藝術中有兩類是西洋藝術沒有的,就是“書法”和“金石”,給予中國藝術獨立的類的地位,并且補充了繪畫的中國畫內涵。另一方面,他由中國藝術“同源”觀和藝術“生命精神”說的基點高屋建瓴地闡發了“金石書畫同源”說素養內涵和藝術審美精神內涵,既與當前“藝術跨界”的學術熱點視域有對話性,又落腳于主體人,融通藝術和人生的內涵,對當前藝術教育尚需努力的美育育人核心有學理和教育實踐層面的啟發。
他提出的“金石書畫同源”觀有兩個層面的美育內涵指向:一是藝術人才綜合素養層面的“通”境。第一層“通”是藝術家需持以“先器識而后文藝”【1】的人格修養之源頭,強調藝術教育人格為本的“美育人格觀”。這個思想可以說是深受其師李叔同先生的影響,李叔同本人也一直持以此觀,在談書法時曾深入提到將“做人”放在重要位置,提出修習佛法、學問等是寫字的前提應當將道德修養放在人生存在的第一位,不能“以字傳人”,應當“字以人傳”。【2】豐子愷自己也提出大人格論,他指出人類中勝任百千年壽者“那是‘大人格’,‘大人生’”。【3】這種大人格懷抱著“真”、“善”,應該是像孩子一樣擁有最“明慧的心眼”,【4】不為世智塵勞蒙蔽,藝術家的本質不在藝術作品本身,而在表現己心,陶冶他心,美化生活,藝術家不限于畫家、詩人、音樂家等,廣義講“以全人類為心的大人格者”,即使不畫畫、寫字也是“最偉大的藝術家”。【5】由此可得出,豐子愷以是否有人格修養來判斷藝術的價值和藝術家。
第二層“通”則是具備鑒賞和創作多種藝術的“通”才,并且能夠打通藝術壁壘,實現修養層面的互促。他本人是跨界式藝術家,有“通藝”藝術體驗能力和創作能力。作為當代文人藝術家,他鐘情中國傳統藝術,打通中西、古今,形成獨到的藝術觀,并創新性傳承。他通過古人藝術鑒賞,自己和友人的藝術實踐經驗,體悟到藝術素養可以融通互促。在藝術分類研究時他就發現中國藝術本身就是“通藝”,在中國欣賞一幅畫,“便是欣賞‘書’、‘畫’、‘金石’三種藝術”,【6】由此追溯出古人能夠創作這樣的藝術本身就是中國文人具有“兼通”性藝術修養。在為友人金石書畫展撰寫的序言中其更為清晰闡釋了此觀點,將傳統的“書畫同源觀”拓展為“金石書畫同源觀”,【7】提出金石第一,書法第二,繪畫第三的觀點,并結合古人和友人的藝術實踐歷程,藝術體驗以及藝術創作成就辨析了三種藝術的關系,提出金石為藝術高峰的基石,金石功夫可以提升書法神韻,書法功力則可以成就繪畫,三者的修養是由根至末的關系,同時也是互促關系。
二是藝術創作審美精神的生命“通”境。第一個層面他提出書法和其他藝術的創作和欣賞都是潛移默化塑造人心的過程。從學術源頭看,他凝煉中國哲學核心為“萬物一體觀”,與古典繪畫“神韻”觀,西方藝術的“有情化”、“移情”說融通,生成藝術審美生命本體的藝理觀。他認為“凡有同情與想象之人,皆能有情化”,【8】詩人、器物、自然皆能在藝術審美活動中“有情化”,就書法而言,他認為書法有人姿、人臉等人之個性和神氣,鑒賞之和臨摹之都是“有情化”的內化過程,也是這種能力的練習。同樣,繪畫也是人與自然“情通”的結果,在“有情化”物我合一的關系中,書法與繪畫同源,都追求與自然萬物的神似而非形似,實現藝術的“遷想妙得”,“氣韻生動”。更為可貴的是,能夠“化無情為有情”,書法藝術教育的價值也正在此,經由對有情化之藝術的鑒賞和臨習,進行人生有情化轉化,最終生成人與自然、藝術、社會、他人的同情心,理解力,交流力等諸能力,成就“平等心”,促進人健全發展。
第二個層面是藝術的產生、創作、欣賞都是生命情本體運動的結果。他傳承了中國生命美學的傳統,與西方“移情論”等理論結合,提出“有生既有情,有情既有藝術”,【9】從藝術起源“情本體”視角闡釋了金石書畫三位“一體”的內在統一性。
具體到作品鑒賞來看,他將書法筆畫、結構視為整體性存在的生命,他談到字要有“裝法”:“避就”、“相讓”都是化繁為簡,“偏側”、“撐住”、“包裹”、“均勢”都著眼穩定,“應副”等著眼均勻;“意連”決定全局的整體氣息呼應;“附麗”著眼距離,如人拎包等,如“謝”字是夫妻路遇友人的情景,“身”“寸”似夫妻,妻子跟著丈夫走,途中遇到“言”,丈夫與朋友說話,妻子站在身后聽。“儲”則是向長者請教的情景,似三人,“者”端坐,左側立兩人向他請教問題。“鋤”可以想象為朋友互助的情景,“力”搬重物,左側友人來幫助抬。這種從人生存在的生活場景層面幫助理解字體結構的整體關系,在藝術欣賞中自然完成了藝術人生化,人生藝術化的雙向生成,將藝術作品之“通”境還歸于人的生命藝術化境界。同樣,繪畫、金石、文學、甚至建筑在他眼中也是充滿人生情味的形式,都是為人生和以人生為內容的。
豐子愷金石書畫“生命精神”層面的同源不僅停留在學理的形而上層面,還在藝術實踐中落地,印證其關于藝術審美和美育為人生的“生命通律”。他擅長詩文、繪畫、書法,在漫畫創作中實現形式和意蘊層面的“藝術生命一體化”特征。書法和印章本身就是其漫畫重要的組成部分,從藝術造型角度看,他長期臨習碑帖,兼收并用,有北碑和章草痕跡,受李叔同影響,喜用實筆,充實厚重,外廓清晰,凝煉成天真、古拙、活潑富有趣味的風格,配合人生情趣事件的視覺化捕捉和文學性表達,圖文有情趣,洋溢著率真和坦然,浸潤著濃濃的文人純真志節。其既有真摯的生活體悟,又得多種藝術的協調益彰,古典文化的素養和人文情懷在漫畫這種綜合整體藝術中統一。此外,書法作品的個性風格面貌也與其他藝術創作有著應答關系。
他本著為人生的目的,關注接受者大眾的審美視域,也注重藝術本身的藝術審美規律,兩者結合,既創作了“手頭畫”,又創作了“手頭字”書法,嘗試將書法的生活實用簡化結構納入創作中。他在自述自傳中專程提及“我與手頭字”,著意論及日常結構簡化的“手頭字”與其繪畫相通之妙:一是這種化繁為簡的藝術形式為大眾所喜愛,具有生活氣息,由此,他甚至呼應“手頭字”而命名自己的繪畫為“手頭畫”。二是二者都有抽象性,概括力,有中國畫的“意到筆不到”之藝術效果,有美學層面的“個中全感”。學界也有共識,認為豐子愷書法與漫畫、詩文的情趣性和個性風格有異曲同工之妙,有自己的面貌可以被辨識,為大眾喜歡,具有民族特征。的確,為大眾,為人生是其藝術的主要特征。
總體而言,豐子愷的“金石書畫同源觀”在實踐和理論層面融通統一,并與音樂、文學等其他藝術呼應,在中西藝術對話的理論視域下,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藝術生命整體觀和藝術美育觀,對當代藝術教育重歸人格和人生具有重要的指引價值。
本文發表于《中國書法》,2019年第1期(A)
注釋:
【1】豐子愷.豐子愷全集﹒文學卷[M].北京:海豚出版社,2016:25.
【2】李叔同.李叔同談藝術[M].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7:65.
【3】【4】豐子愷.還我緣緣堂[M]. 北京:華夏出版社,2009:3,23.
【5】【6】豐陳寶,豐一吟,豐元草.豐子愷文集﹒藝術卷第四卷[M].浙江:浙江文藝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16,82.
【7】豐子愷.豐子愷全集﹒藝術理論藝術雜著卷四[M].北京:海豚出版社,2016:268.
【8】【9】豐子愷.豐子愷全集﹒藝術理論藝術雜著卷 十一【M】.北京:海豚出版社,2016:166,3.
【10】豐子愷 豐子愷自述:我這一生【M】.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5:61.
本文作者簡介:
郝春燕,女,(1977年——),湖北襄陽人,博士,碩士生導師,聊城大學美術學院副教授,北京師范大學訪問學者,出站博士后,書法理論教研室主任,主要從事文藝美學、藝術理論、藝術批評等方面的研究。系山東省美育專家庫專家,聊城市青年書法家協會主席團成員、山東省美協美術理論委員會會員、山東省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山東省書法家協會會員、中國藝術人類學學會會員、中國藝術學科研究生教育聯盟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