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圖1 東晉寫本《十誦比丘尼波羅題木叉戒本》局部并張宗祥跋，浙江省博物館藏
20世紀最后20年以來，書法界對敦煌遺書中藝術資源的借鑒與利用，逐漸開明，但也爭議寖多。其實，在20世紀初期新學術氛圍中成長起來的一代書家，在20世紀中后期已經曾對敦煌遺書進行了深具書法學術意義的探究。本文以張宗祥與沙孟海兩位先生為例，圍繞他們對敦煌遺書的書學認識作一簡要論述。
需要說明的是，張宗祥、沙孟海兩位先生的有關論述，多與浙藏敦煌文獻有關。杭州是敦煌學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不僅原杭州大學（現浙江大學）有中國大陸的三大敦煌學研究中心之一，而且浙江省博物館（以下簡稱浙博）的敦煌文獻藏品頗有特色。而浙博館藏敦煌文獻，與張宗祥、沙孟海兩位先生皆有深厚淵源。張宗祥（1882-1965）自1950年3月起一直擔任浙江圖書館館長，浙博館藏敦煌文獻90%以上曾是張先生的舊藏；沙孟海（1900-1992）長期供職于浙博，先后任浙博歷史部主任、名譽館長，對館藏敦煌文獻多曾寓目。兩位先生均是著名的文史學者和書法大師，深有交誼，且為前后擔任西泠印社社長，因此，他們對于敦煌遺書書法藝術的認識是有很好的學術價值的。
毛昭晰主編《浙藏敦煌文獻》前言有云：“如浙江圖書館前館長張宗祥先生曾將其妥藏的敦煌寫卷稱為‘敦煌片羽’，并作過若干題跋，今浙江省博物館的一百五十五件藏品即為張先生原藏。”全編共收藏品200余件，浙博館藏占176件，其中155件為張宗祥先生的舊藏。因為編纂《浙藏敦煌文獻》而調查浙博館藏之品的時間，據該書序言可知為1998年至1999年下半年前。根據參與其事的敦煌文獻研究專家黃征在其主編的《浙藏敦煌文獻校錄整理》一書的序言中回憶：“大家在浙江博物館、浙江圖書館等公立機構進行普查，結果大有發現，例如浙江博物館的紙質藏品登記冊上查到‘唐人寫經殘片一大包’，打開一看，大家都驚呆了，原來是著名學者張宗祥先生整理的七十多個敦煌寫經經袟、引首之類的殘片，而且明確注明出自敦煌。原以為浙藏敦煌文獻數量不多，經過查找，居然數量達到了200多個，而且內容豐富，名家收藏題跋，頗能引人入勝。”
張宗祥題跋文辭長短不一，其中較長者如跋《十誦比丘尼波羅題木叉戒本》，明確關注了該寫本的書法藝術價值：“北魏寫經。魏時書法隨地有異同，河南、山東、陜西各成風氣。此頁拙而厚，蓋陜宗也。白麻紙。”（見附圖1）更多僅作“抄經賬目”“詩”“詩中賬本”等內容、文體的審定。《浙藏敦煌文獻》卷首一幀彩圖中有沙孟海《唐寫妙法蓮花經卷》《唐寫妙法蓮花經精品》題簽，雖未署名，當令人一望可知確是沙先生手跡；而在浙藏《大般若波羅密多經卷第六十七·初分無所得品》后有另紙題跋一則（見附圖2），集中論書，篇幅尤長，此跋后收錄于《沙孟海論書文集》，注明時間為1975年。王宏理認為：“估計當年處境欠佳的沙氏在作藏品目錄時有些感想，但只能另寫一紙，且不敢署名。”
張宗祥、沙孟海兩位先生對敦煌遺書的書學價值的認識，并非僅限于這些題跋，而是較為廣泛地貫徹于他們的書學論著中。
附圖2 沙孟海另紙跋浙藏《大般若波羅密多經卷第六十七·初分無所得品》
張宗祥《論書絕句》有《唐人寫經》一首，自注有云“所見唐人寫經凡八千卷”，數量實在極為驚人，何以有此機緣？《〈冷僧自編年譜〉簡編》“1919年38歲”條有記：“任京師圖書館主任。圖書館集外閣殘遺、文津《四庫》、敦煌經卷諸珍品及普通書籍而成，隸于教部。……而敦煌寫經七千余卷字，傳者盡屬硬黃，又足證古人喜書素絹，實為愛用光紙之故。”京師圖書館（現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敦煌遺書的來源，據《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前言》記：“敦煌遺書的發現沒能得到中國有關人士的重視，一些外國探險家卻聞風而來，以種種不光彩手段騙得大批敦煌遺書與其他文物，捆載以去。迨消息傳到北京，在學者們的呼吁下，1910年，清政府學部咨甘肅學臺，令將洞中殘卷悉數解京，移藏部立京師圖書館，亦即今天的中國國家圖書館。”當時京師圖書館從中挑選較為完整者，編為8679號。
張宗祥先生的書學論著主要有《書法源流論》《論書絕句》《臨池一得》等存世。雖不甚多，但書學主張已表露無遺。《論書絕句》中另有《康有為》一首：“廣列碑名續《藝舟》，雜揉書體誤時流。平生學藝皆庬亂，似聽鄒生說九州。”自注云：“南海《廣藝舟雙楫》一書羅列碑名，極少名論，幾類碑目。其平生所書雜揉各體，意或欲兼綜各法，竊其歸，實一法不精。……予曰：‘一字之中，起筆為行，轉筆或變為篆隸，此真一盤雜碎，無法評論。’”而康有為對自己“雜揉各體”的書法極為自得，晚年作《天青室白行書七言聯》并長題云：“自宋后千年皆帖學，至近百年始講北碑。然張廉卿集北碑之大成，鄧完白寫南碑漢隸而無帖，包慎伯全南帖而無碑。千年以來，未有集北碑南帖之成者，況兼漢分、秦篆、周籀而陶冶之哉！鄙人不敏，謬欲兼之。康有為。”再題曰：“鄙人創此千年未有之新體，沈布政子培望而識之，鄭叔問識而奪之，移贈翰臣，得人哉！”康有為（南海）、沈曾植（子培）、鄭文焯（叔問）等人清末民初書壇的影響極大，其時的碑學思潮極大豐富了書法取資的視野，導致用筆集大成式出現，試圖突破傳統二王帖學體系。沙孟海先生在《清代書法概說》中認為：康有為《廣藝舟雙楫》對當時書法界有“發蒙振聵”的作用，“這本書一百年來毀譽參半，今天我們實事求是，應該肯定他領先宣傳啟迪之功，至于他提出的有些論點，當然有時代的局限性，具體問題應該作具體分析。”沙先生一生的書學主張受《廣藝舟雙楫》影響深刻，雖在早年《近三百年的書學》及晚年行文中對康氏此書若干觀點有所辯駁，而實旨在回應外界對此書之駁難。今天，我們應該要充分主要到敦煌遺書的發現之時，正是碑學大纛高舉之際，舍此背景而論敦煌遺書在發現之初未能受到當時書壇的足夠重視，無疑有失偏頗。
張宗祥先生書法一生致力李邕最多，所得亦深，而錢君匋《我和張閬聲先生》整文中皆言學董其昌字，不及李北海，可謂獨具只眼。張氏晚年自編年譜有云：“海內談書法，除老友尹默外，恐不多矣！尹默功過予，資秉遜予。”自此張氏書學理路已很清楚，與沙孟海不走趙孟頫、董其昌“二王舊路”，直接上參鐘繇、索靖者不同，即康有為《廣藝舟雙楫》所稱“舊學”。
張宗祥先生對敦煌遺書的看法在晚年《論書韻語》開篇有云：“我欲師晉人，晉帖鉤摹神已損；我欲師宋人，宋賢規范去晉遠。平生自許有墨緣，真跡八千曾披看，雖為寫經少名手，楷法端妍亦強半。其中六卷最名高，二為東晉四六朝。用墨之濃若點漆，運筆之快如揮刀，乃知魏晉諸名帖，自上石后存皮毛。”可知敦煌遺書對其之重要，而《論書絕句》中分《晉人寫經》《六朝寫經》《唐人寫經》更有全面論述。（方愛龍）
